1940年间，正在新加坡宣传抗战的中国著名现代文学家郁达夫，意外接到一份来自敌国――日本的函件。函件传递的，是一位日本文艺评论家新居格写给郁达夫的公开状，且是原稿。转信来的日本东京《读卖新闻》，还“再三恳请，一定要……写一篇同样的答书。”这就让人颇难处置了。
两国之间，正在交战。从军事实力看，当时的中国明显处于劣势，可文化工作，却给了全国抗战军民以极大的精神鼓舞。今天看来，中国之所以能够顽强坚守到最后的“惨胜”，“中国不能亡，中国不可灭”的文化观念传播，是其中的重要因素。由此看，文化战场上，中国绝不弱于日本侵略者。在这样的时期，一个只能算是认识郁达夫的文艺评论家新居格，写出一封除去谈及文艺，还牵涉战争认识问题的函件，要求郁达夫回答，其间意蕴，还真费人猜疑。可寄来函件的《读卖新闻》，不仅“再三恳请，一定要……”还有信函原件（令人有胁迫感），还真是让人难于回复，却难能拒绝的境况。
这样的境况，聪慧的作家郁达夫当然领略得到。相对于他人，他却还需要恰当处理此事的作为。为此，郁达夫“曾经考虑得很久……”此事难于处理在于，若干脆置之不理，“恐怕将被人笑我小国民的悻悻之情，而无君子之宽宏大量……”可若去搭理他，或“私相授受，为敌国的新闻杂志撰文，万一被歪曲翻译，拿去作为宣传的材料呢？”这种两难境地，无论当时，还是今天看去，都能感觉到显明的人为设计味道。
可郁达夫勇于面对。他一不愿让此时敌国之人笑话“无君子之宽宏大量”，更不愿让其歪曲翻译，“拿去作为宣传的材料”倘若如此，在郁达夫看来：“第一就违背了春秋之义；第二，也无以对这次殉国的我老母胞兄等在天之灵。”最后他决定，先把敌国人的来信翻译出来，然后仍然用中文答复。“披露在我自编的这《晨星》栏里，将报剪下寄去，庶几对于公谊私交，或可勉求其两全。”
郁达夫在回复信函之前，对相关情况作了一些说明：“因为从小的教育，是在敌国受的缘故，旅居十余年，其间自然有了不少的日本朋友，回国以后，在福州、上海、杭州等处闲居的中间，敌国的那些文武官吏，以及文人学者，来游中国，他们大抵总要和我见见谈谈。别的且不提，就说这一次两国交战中的许多将领，如松井石根、长谷川、阿部等，他们到中国来，总来看我，而我到日本去，也是常和他们相见的。”
熟悉郁达夫生平的读者知道，郁的读书教育，从中学到大...